文革禁书：一场中国的图书馆战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发行量突破1500万册——还有哪个国家的读者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呢？
作者 / 江隐龙
编辑 / 纸 巾
2013年，日本上映了一部叫《图书馆战争》的电影，讲的是在架空的日本，政府为了“取缔扰乱公共秩序和风俗”而通过了《媒体良化法》，于是看书不再是自由，公民的阅读书上必须通过“媒体良化委员会”的审核。终于，图书馆的捍卫者组成了“图书队”并对“媒体良化委员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而他们所捍卫的，只是公民自由阅读的权利……
或许这部电影的情节可谓脑洞大开——但是《图书馆战争》的导演佐藤信介可能没有想到，他虚构的那场战争其实在中国曾经真实地上演过。只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形成了“一边倒”式的态势，没有两军对垒的攻守，只有“摧枯拉朽”般的屠杀——故事，还要从1966年秋的那一份“最后通牒”讲起。
一份通牒引发的血案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们拟就了一篇气势恢宏的檄文《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称“要造旧世界的反”。
檄文的锋芒倒并非专门指向书籍，但“破四旧”的大纛实在太大，“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范畴难免便将书籍包涵了进来，正如文中所述：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如果说“黄色书籍”指的是“以宣传淫秽、刺激性欲为目的，公然蔑视社会性道德和性风俗，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甚至犯罪，从整体上考察又没有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图书和期刊”，那“坏书”的范围则可以被描述到无限大。
在檄文中感叹“我们国家解放１７年了，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仍然存在”的红卫兵们显然当满腔热血都投入到了“破四旧”、破“封资修”的战斗中。冲击寺院、古迹；捣毁塑像、牌坊；打砸文物、墓地……类似的革命斗争一时为全国红卫兵所效仿，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工作量最轻松的焚烧“坏书”。
那么，如何区分“好书”与“坏书”呢？如果说文革之初红卫兵们还保持着有限的理智，那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则最终让身处其中的人疯狂。随着“破四旧”的推进，“坏书”的范围越来越大，以至于除“雄文四卷”、“红宝书”及马恩列斯著作之外，已经很难找出几本不属于“四旧”的“坏书”了。
与此理念相得益彰，红卫兵焚书也愈加无远弗届，各地的学生冲入省市县的图书馆将书籍一箱箱搬到大街上焚烧，愈是文化名城，“破四旧”的成果也便愈大——江浙一带自宋后可谓人文荟萃，作为文革的“打赏”，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足以让清朝的“文字狱”相形见绌。
这一场空前绝后的书籍灾难其实早被“文化界旗手”郭沫若一语成谶。1966年——正是《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一文发表的同一年，郭沫若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发言说：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没有一点价值，应该一把火把它全部烧掉！”
事后郭沫若解释他的“焚书说”只是一个“比喻”，不过当这个“比喻”被《光明日报》受命全文刊载后显然成为日后蝴蝶效应的导火索之一。
很快，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和生产大队都召开大会要求将“古书”全部上交，过期不交者“后果自负”。而当被勒令交出的“坏书”渐次化成一缕缕青烟时，一句句宣言在无数广场上响彻：
“今后，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毛泽东思想统率灵魂，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一个时代的图书馆战争，从打响到结束，只用了一年；而红卫兵们并没有时期来品尝“破四旧”的胜利果实，便投入了更为激烈的“文攻武卫”运动中了。
禁书时代里的手抄本
“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
接下来几年，中国的态势一步步验证了海涅这句名言，由此而来，中国进入了历史绝无仅有的禁书时代。
除了“雄文四卷”等政治上绝对正确的书籍外，准许看得书实在太少了，倒是也有一些诸如《高玉宝》、《刘文学》、《收租院》等仇恨和斗争的革命小说，与“八大样板戏”一道支撑起了特殊时代中仅有的官方文化食粮。
风急林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自然是大写的“坏书”，来自共产主义大本营苏联的书也未能幸免——文革乍始，便有大人物声称要把高尔基“倒过来看”，于是包括“自传三部曲”在内的高氏作品统统被禁止翻译、出版和阅读，直到1972年寒潮初散，《一月九日》与《母亲》才作为“最没有问题”的著作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翻译。
连有着“世界革命文学之父”的高尔基尚且被打入“冷宫”，不难想像文革治下书籍的流通是多么地稀少与困难。
主旋律之外统统是禁书，读者需要如地下工作者一般秘密地打听，而书的主人也很谨慎，除非是特别信任的人否则一概是不敢外借的。虽然看禁书的“反革命罪行”算不上是“罪大恶极”，但一旦被发现轻则被扣上“思想不健康”的帽子，重则遭批斗，依然是一件颇具危险的事情。
不过，书似乎是永远也无法被禁止的危险物品。
一方面，文革时期“体制内”的干部以及各界精英有权力持有一些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的图书，而这些未经公开出版的书籍又通过人情在一个又一个小圈子里暗自流传开；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最为黑暗的文化打压下，也依然存在着一批真正的作者，通过文字描述着一个不被政治力量所撼动的精神世界——于是文革时期，在台面上盛行着“忠字舞”与“红卫兵诗歌”的同时，并不乏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人暗流涌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大多是北京著名中学的学生，许多人还出身于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后经过插队落户等时代征程，渐渐开始诉求一种不同于时代“主旋律”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作品——主要是诗歌最终成为文革期间地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具有烟火气味的地下文学是文革“手抄本”。正如王朔的自传《动物凶猛》所述，缘于干部下放，大城市中出现了大批“有家无长”的“留守子女”，这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们消耗青春期过剩的荷尔蒙的方式之一，便是传阅所谓的“黄色手抄本”。
说是“黄色”，其实大部分“手抄本”都是与《第二次握手》类似的小说，之所以被认为是“坏书”，一方面源于这类小说通常会正面描写爱情故事，另一方面则因为其偶尔会不可避免地写到当时的领导人，并触犯雷区。通常来说，后者比前者的问题更为严重，《第二次握手》便是因为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风声中公开赞颂周恩来而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
当然，也确实有“黄色手抄本”，最出名的便是《少女之心》，此书因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而被称为“文革第一淫书”。那个年代，在公共场合接吻、拥抱都是流氓行为，更不用说读《少女之心》了——不过即便如此，《少女之心》依然靠着口耳相承广泛流传起来，只要提起书中的主人公曼娜，个中人自是心领神会，相视一笑。
全民阅读的黎明乍现
《少女之心》流传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中旬，文革已经接近尾声。年青人用“毛选”的书皮套上一本本禁书偷偷阅读，与《少女之心》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唐诗三百首》或是《诗词格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以诗歌和小说为主要载体的“手抄本”通过各种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一时间，这种地下文学成为中国疆土上人尽皆知却又不能说的秘密。
1975年，面对泛滥成灾的地下文学，姚文元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这道命令在之后的两年以《通知》的形式被传达给地方各级政府。在一份保留至今的1977年印发至基层组织的《通知》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不少流行“手抄本”的书名：
“最近又发现在一部分职工、学生、插队知识青年中传抄、传阅十几种手抄本坏小说。据已发现的有：《绿色的尸体》、《太平间的电话》、《一缕金黄色的头发》、《三下江南》……《一只绣花鞋》等。这些坏书过去就有流传，多是口头讲述，演义成文的。主要是通过侦破案件的故事，大量散布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等观点，故事情节荒诞离奇，故弄玄虚，散布恐怖气氛，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这个严肃的《通知》颁布于1977年6月25日，一个月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劳动节，外国文学名著终于解禁——至此，“阅读即犯罪”的时代已经整整存续了一个年代。
书籍初解禁，各个出版社还不敢放开手脚，基本用的都对文革时期的老版本修修补补并加一个“政治正确”的前言，不过即使如此也足以慰藉闹了十年书荒的中国人了。北京王府井书店每个周末都有新书开志，那个时候书籍和香烟一样被陈列在玻璃柜台中，读书只能通过封面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1979年，真正大批量出版译介外国图书和再版中国本土图书的活动开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要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这两套丛书都出版了十几年，以19世纪古典作家的单行本为主，影响甚广。或许是由于思想被束缚得太久，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尤其受欢迎，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一时间在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成了“文化明星”。
与此同时，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异军突起，金古温梁四大家与琼瑶、三毛等作家横扫书市，直到二十年之后依然以盗版书的形式散见于马路边三轮车上的书摊中。
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全民阅读”的时代。十几年的文化封锁使书籍成了“文化刚需”，一旦锁链被粉碎，阅读便立刻繁荣起来，改革开放之初，书籍几乎是出一本火一本，若问一个外国作者是不是在中国出名，看一看这个作家在这一时间有没有译著就可以——不是因为作者出名才有译著，而是因为引进了译著才让作者出名，世界文学在中国的“红利期”就是来得这么突然。
如果说文革期间是读者“无书可看”的书荒，那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书店“无书可卖”的书荒。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大家都处在无比亢奋的对书的迷恋状态中——这一段真实的“图书馆战争”，终于以一场迟到的黎明作为结束。
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阅读狂潮似乎也只是昙花一现。从1999年开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始组织实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而中国国民阅读量也从这一年开始逐年倒退，2013年中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仅为4.77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
阅读量减少直接导致了实体书店的没落，为了维持经营，大片书店披上了一层“成功学”与“鸡汤文”的外衣——联想起这个国家所经受过苦难，这个现象似乎很让人不安。“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的历史已经被封存，那当读者连眼前的书都没有心情去看的时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真的是一个引人沉思的问题。当然，曙光还是出现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发行量突破1500万册——还有哪个国家的读者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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