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论元明之际余阙现象
内容提要：所谓余阙现象，指元代色目进士、安庆守臣余阙与红巾军战，城破殉难，获元明两朝表彰追赠，引发跨民族、跨朝代、跨阶层士人的普遍哀悼与赞颂。涉及作者之广，作品数量之多，时间之久，在元明之际是独有的。这些作品蕴含丰富的信息，在颂扬余阙的总基调下厘其大端：表达哀悼与对危难中无人援救的怨愤，借颂扬余阙个体人格批判社会，表明士人多方面的人生思考与道德反思，以余阙为忠节符号宣扬臣子对朝廷的绝对忠诚。余阙的形象逐渐从情感载体向忠节符号演化。对余阙现象的探讨，显示出在剧变时代士人的心灵困境，对认识特定时期的社会与文人心理，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元明之际；元代诗文；余阙
余阙是元代声名显赫的色目进士，杰出的诗文作家。诗文成就卓著，备受后人推崇。清人翁方纲评其诗：“余忠宣五言，卓有风骨，非同时诸家所可及。”陈垣认为：“马祖常外，西域文家厥推余阙。”作为少数民族诗人与文章家的余阙，已经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从上世纪末至今，研究余阙的期刊论文达六十多篇，学位论文近三十篇。笔者在系统阅读了有关余阙的文献后发现，在元末明初，人们说到余阙，谈论更多的，是他以江淮宣慰副使守安庆，与红巾军战，城破殉难的壮烈。在风化不行、道德缺失的元末，他的殉难形成强烈的冲击波，在士人阶层引起震撼。他殉难后，涌现了大量哀悼与赞颂的诗文，作者参与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作品积累之多，是极其罕见的。这种跨越元明朝代，不分民族，不分阶层的一致悼念与赞颂，以至于元明两朝都给予表彰与封赠，更是独一无二。这在元明之际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我们称之为余阙现象。这一现象背后蕴含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信息，转换视角，研究余阙现象，探讨余阙殉难在元末与明初，在各不同人群中似同而异的反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批评与道德反思，可能会获得对那个时代更丰富也更独特的认知。
一
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河西武威，其父沙喇藏卜为官庐州做官，遂为庐州（今合肥）人。元统元年（1333）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累迁浙东廉访司佥事。丁母忧归庐州。至正十一年（1351），兵起淮、颍，至正十二年（1352），起复为淮西宣慰副使，分兵守安庆。时江南诸地多已陷落，安庆城外皆敌栅，余阙临危受命，大筑城垒，修矛戟，缮甲厉兵，安民心，通商船，恢复生产，民力复苏。至正十七年（1357），拜淮南行省左丞。其间与敌激战百余次，而其所用不过兵民数千人。至正十八年（1358），赵普胜、陈友谅、祝寇围攻安庆，余阙率部坚守，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矢尽粮绝，城池失守，拔剑自刎，自沉于清水塘中。余阙殉难后，元廷追赠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谥文忠，封夏国公。明时改谥忠宣，追封豳国公。
余阙之死，引发出士人普遍的伤痛与哀思。据现存文献统计，自余阙死事至明洪武初，留有哀悼、追思、赞颂余阙诗文的作者达60人，作品约73篇。细读这些作品，会发现，在赞颂余阙人品节操的总基调下，承载有丰富而多样的蕴含。有人因其死而哀伤，有人却认为，余阙的全部价值，只在一死。有的作品中，余阙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而在另一些作品中，余阙只是一个励俗的符号。
真正为其死而伤痛的，是其亲旧、门人、同年、朋友。他们认识的余阙，是活生生的、情感相系的人。余阙生前，他们看到的是他守城的艰辛和孤立无助；余阙殉难，他们无法接受。在感情上，他们痛愤交加，痛亲人之逝，恨朝廷不救。吴去疾是余阙的弟子，他在悼念余阙的诗作中写道：
孤军百战六年强，救援终无一骑将。鼍鼓声沉天地老，龙光血渍旄倪伤。荒原风雨催残垒，断碣莓苔卧夕阳。白发门生荐苹藻，一声哀些泪沾裳。[1]
孤军奋战六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救援。在余阙孤军奋战的地方，面对夕阳下的残垒，想象当时的情景，吴氏伤心欲绝，因为在他看来，余阙是被自己效忠的朝廷抛弃了。“哀些”，让人想到楚辞，由此更感受他哀痛的深切与复杂。
说他们痛愤交加，愤的情绪更为激烈。余阙在安庆“七年戮力无间日”[2]，为了大元朝，他鞠躬尽瘁，最终还是城陷殉国。余阙死了，在相知相亲的人看来，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死的人，但就这么死去了。张绅写道：“丛林狐嗥楚氛起，胡马不饮长淮水。将军梦断玉门关，死作大龙山下鬼。”[3]不该死的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朝廷不派援兵：“七年苦战守孤城，食尽无人发救兵。诸将赴河同日死，万家嚎地几人生！”[4]真是人间大悲，天地同悲。“精诚贯白日，天子无援兵。”[5]这十个字，是对“天子”的诛心之论。情感表达最为激烈的当属刘参谋，他在《舒州谣》中写，整个大元朝武备不修，城废无防，在一片懈怠中，只有余阙一人“仗钺来守舒”，但却无兵可用，只能“守备用白夫”。战争的结局，余阙的悲剧，是早已注定了。历来的英雄，都是悲剧的主角，又往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就了感天动地的大悲剧。余阙也不例外。刘参谋这首诗，前半部分用恶劣的环境、兵少粮乏、敌人气势汹汹极尽渲染，将强烈感情宣泄建立在理性观察基础上。 “王师不援百计疏，城中食尽官无储”两句，是观察与宣泄的过渡。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情感的潮水便喷薄而出，在描述了余阙殉难的壮烈后，连用八个“大夫”：“大夫白骨行将枯，大夫赤心死不渝。大夫大节青史书，大夫遗像麒麟图。皇天后土有终极，大夫精灵无时无。哀哉！我生不能报大夫恩，死不能报大夫冤。但愿化作精卫魂，年年衔土为盖大夫坟。” [6]造成撼神荡魄之势，将胸中的愤怒与悲哀，倾泻而出。这部分人与余阙相交相知，他们在意的是余阙的生命。生前不救，死后的封赠与表彰，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无法消解他们的愤恨。
也有一些作品似乎纯是哀悼的，但作者的深痛大悲，总让人感觉有其他成分，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无奈与哀伤。郭奎，字子章，少时从余阙学诗问经，在朱元璋为吴国公时前往归附。他在余阙殉国数年后路过安庆，作《过皖城吊青阳先生》，对余阙无尽赞美：“维舟大江浒，揽梯登兹城。哲人不复见，黄鸟悲且鸣。高山尚岩岩，梁木何其倾。”[7]余阙无疑应该如泰山岩岩，耸立天地间。但诗人眼前所见，却是余阙庙的梁木已倾颓，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如此萧条与落寞，让人伤心。余镛的挽诗写道：“阴霾夜吞小衡岳，天柱峰摧将星落。俄惊赤帜环城郭，坐见苍生犯锋锷。……大江浪涌风鸣悲，白日光磨天动色。开门突阵愤莫当，熊跑虎跃敢敌强。三军命逐鼓声绝，千里血染春风香。”[8]读来感觉有些像《国殇》。汪叡，字仲鲁，曾向余阙学《易》。余阙殉国后，他 “率诸友生理其茔墓而致祭”，作《七哀辞》：“吊遗踪而询故老兮，酣百战于城隅。拭残碑而洒涕兮，大节堂之渠渠。城之南峨冢兮，羞芹藻而荐芳。风潇潇而蓬偃兮，日黯淡而无光。跪敛袵而载奠兮，慨今昔而靡忘。”[9]余阙死了，给他们留下的，是无法平复、“今昔而靡忘”的伤痛。余阙夫人蒋氏，女儿安安[10]，赴井死，长子德臣溺死于后园之深池，时人称其一门三节。李彦澄为余阙家一门三节表示悲哀：“奈何盗日益，困乏无完城。举室赴水死，忠魂殒天星。至今城池水，鸣咽衔悲声。”[11]英雄逝去，留在人间的，是永远的悲声。
这些与余阙相交相知的人，是余阙的门人、同年、朋友，或因各种机缘与余阙有交集有往来。他们在诗文中展示的，是余阙御敌的不易，无人救援的艰辛，矢尽粮绝时的苦苦支撑，和余阙为国为民的鞠躬尽瘁。在他们笔下，余阙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他们关心、关注的，是余阙自身，感受的是余阙之死的伤痛。此外的东西，他们并不看重。
二
安庆保卫战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思考。余阙的英烈与周围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在元朝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余阙竟成孤军奋战。朝廷不援，同列坐观，反映出元末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弊病。安庆破后十年，元廷倾覆。人们反思元亡教训，以余阙殉难为视点，深刻批判与反思元末政治。有些批判，直指朝廷与皇帝。在批判中，彰显余阙个体的人格价值。
元末政治混乱，官场倾轧，政权几乎分崩离析，手握军权者拥兵自保，苟且偷生。士人们借悼念余阙，对此作深刻的揭示与批判。当时红巾四起，势若鼎沸。朝廷的高官、军队将领，却贪生怕死，敌至而遁，或望风而降。人们对他们已经完全失望，贾良在《余忠宣公死节记》写道：“承平日久，武备不修，一旦兵起淮、汉，为臣子者，或拥兵自卫，或望风而降，于是中原失守，而忠臣义士几何人斯？”[12]谁是朝廷干城，能扶大厦于将倾？吕谦云：“群凶日夜相聚呼，近郊壁垒先逃逋。”[13]守城者敌未至先弃城而逃，真是莫大的讽刺。对于余阙的奋力抗敌，本应同仇敌忾，却个个作壁上观：“彼列城之数十兮，各食足而兵完。胡不自奋于忠义兮，乃窃比于贺兰。谓怀禄以固位兮，可免死而偷安。”[14]贺兰指的是贺兰进明，唐张巡在睢阳被围时，令南霁云乞师贺兰，而贺兰却不肯救援。而今守城元将还不如贺兰，不仅拥兵自重，见死不救，还暴虐黎庶，贪纵虐民，甚至与红巾军相勾结。余阙的存在，就像暗夜中的亮光，他生有辉光，死得壮烈：“若吾余公廷心，钟光岳之灵气，有文武之全才，方气运之盛，黼黻大猷，焕然可述；当多难之秋，战守之功，鲜有俪者。及夫援绝城陷，竟能秉节不屈，视死如归，尤人之所不能及。”[15]官场的种种丑恶，更显余阙孤忠形象之高大。
造成如此局面的责任，当然在朝廷。余阙在《再上贺丞相书》已深刻揭示：“比观诸将，略无忌惮，拥兵不战，谁与相督？寇至弃城，无复问罪。不惟不罚，甚又赏之，迁官增秩之功无异。故贼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如拔山。”[16]朝廷的纵容使官员更加放肆，他们贪图享乐，谋求富贵，因循苟且，置朝廷安危于不顾；正直清廉、殊死抵抗的余阙不为贪暴者所容，自然会被抛弃。
周霆震对上述现象做了深刻分析。在《古金城谣》中借对余阙的赞颂激烈批评元末世风时弊。诗序写道，元朝军备废弛，“盗发徐、颍，炽于汉、淮”，红巾军势如破竹，蔓延诸郡，“北来名将，相继道殒。丞相出督，步骑直抵高邮，事垂成以谗废”，吏治腐败，朝廷多任用贪鄙庸才，这些人视民如草芥，“虚张战功，肆意罔上”，最终“民日以敝，盗日以滋”。[17]在周霆震看来，表面似乎强大的大元王朝，内部早已腐烂虚空。一个没有灵魂的政权，必然迅速灭亡。
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元末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教化的缺失。如周霆震所言，那些方面大员，“漫不省君臣大义”，这是致命的问题，这些手握重权，本应为国家干城的人，缺乏对于朝廷，对于天下的责任感。天下一旦有事，再强大的政权，也会分化瓦解。元朝的历史正是如此。而由科举出身的进士官员，在乱世中，则表现出铮铮大节，这正是读圣人书、道德涵养的结果。时人杨维桢就说：“至正初，盗作，元臣大将守封疆者不以死殉，而以死节闻者，大率科举之士也。”[18]管时敏则以 “一时忠义属科名”[19]概括。这从反面揭示了元朝治理的重大失误，后人也高度认同他们的看法，清人赵翼《元末殉难多进士》指出：“元代不重儒术，延佑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他列举了以余阙为首的16位死难进士，然后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20]
在道德沦丧的元代官场，面对余阙的大节，诗人们感叹：“百年深雨露，一士独英雄。甲第声华旧，文章节概中”[21]（这里“甲第”为“甲科”之意），“大节不可夺，斯为儒者俦”[22]，“百战死城下，向来一书生”[23]。余阙作为一名儒士，在忠节观念激励下，在大厦将倾、孤木难支、国家危亡之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守城不遗余力，殉国感天动地。诗人文章家洞察元末的吏治腐败、文教不行等社会问题，借余阙死事做深刻的社会批判。
三
余阙的人生经历无疑是一个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忠义之士的悲剧。元明之际的士大夫与余阙同处一个时代，感受着余阙的困境，各自进行着艰难的人生选择。余阙的殉难，引发他们强烈的心灵震撼，激发或喊醒着他们的道德感，进而反思自己的人生。
生活在明初的士人，经历不同，处境各异，有人遁迹山林，有人应征不仕，有人出仕新朝。这些人情况复杂，不可能一一介绍。这里尝试把他们分为三类，每类选一二代表作简单分析。一类是与余阙志同道同，而不能与余阙同有作为，因而自惭者。一类心恋旧朝但不得已而与新朝合作者，作为新朝人面对余阙而内心纠结。还有一类入仕新朝，颂扬余阙其实是颂扬新朝对余阙的表彰，借此为自己寻找心理平衡和道德解脱。
第一类以李祁、丁鹤年为代表。李祁为元朝进士，入明力避征辟，隐居山中，自称“不二心老人”[24]。在《青阳先生文集序》中记叙了他与余阙的交往。两人为同科进士，李祁为左榜第二，余阙为右榜第二，在皇帝赐宴时接肘同席而坐，此时李祁“与廷心无甚相远”，之后李祁丁忧，沉沦下僚，而余阙“声光赫著，如干将发硎，莫敢触其锋。文章学问，与日俱进，如水涌山积，莫能窥其穾”，李祁“去廷心始相远”，再后，“遭遇时变，余以母忧，窜伏乡里，常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而廷心以羸卒数千守孤城，屹然为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绝城陷，竟秉节仗义，与妻子偕死。生为名臣，殁有美谥，于是余之去廷心，又大相远矣。”[25]自己与余阙的巨大差别，就是在危难中没能挺身而出，为国效死。同是元遗民的丁鹤年，元末避地四明，转徙逃匿，明初定居定海海边，“至顺帝北狩以后，兴亡之感，一托于诗。悱恻缠绵，眷眷然不忘故国”[26] ，所作诗文，“一篇一句，皆寓忧君爱国之心，读之不知涕泗之横流也”[27]。他眼见亡国而难立寸功，没能追随余阙为国效力，在《过安庆追悼余文贞公》中，诉说着自己的感动与遗憾：感动的是，余阙殉国，“三千将士皆从死”；遗憾的是自己“愿为执鞭生不遂”，只能“临风三酹重沾缨”[28]。
第二类以刘永之、王伯贞为代表。刘永之虽然没有在明朝做官，但也出于无奈同新朝合作。他于明初应征入京修礼乐，礼书成，以疾辞归。生活在易代之际，他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朝廷的征辟难以拒绝，另一方面作为前朝人，君臣之义使他无法坦然出仕，复杂的心境下选择了应征而不仕，这种进退两难的心理也表现在了赞颂余阙的诗中，在《美余廷心元帅》中写道：“而我负奇志，早岁重周旋。何由吐寸画，抚剑当尊前。捐躯赴国难，庶以慰煩悁”[29] ，如果能像余阙一样为国捐躯，那就不至于如此烦闷，无奈又纠结。王伯贞表达的更为直接，他高度赞颂余阙守城时“力屈心逾壮，时危义不亏”。面对余阙，反思自身，他悲从中来：“高风不可及，题句写余悲。”[30]
第三类以王沂、张绅为代表。王沂有《安庆谒左丞余廷心祠》，诗开头说：“百战孤城陷，先生独有祠。”“孤城陷”是旧朝时的无奈，“独有祠”是在新朝的宠荣。“已矣英雄死，伤哉国步危”，旧朝大势已去，英雄也无可奈何。“苹藻遗氓荐，松楸过客悲”，旧朝是一个悲哀的时代，留下的只能是悲哀。而后是改天换地，乾坤一新：
乾坤新历数，社稷旧陵夷。传入今朝史，歌余古乐祠。有怀因感激，千载重民彝。[31]
其意已经主要不在赞颂余阙。尽管诗人与余阙生死两隔，但进入新朝，同享恩荣，这要感恩戴德了。因“重民彝”而重余阙，倒是揭示了事情的实质。张绅出仕明廷，他在赞颂余阙的诗歌中直接写道：“大明当天四海同，天子垂拱明光宫。旌忠敕赐将军庙，共道豳公胜夏公。”[32]“豳公”（明朝对余阙的追赠）胜“夏公”（元朝的追赠），且新朝还为余阙建庙，是新朝对待余阙胜过旧朝。照此推理，余阙在天有灵，应以入新朝为幸。自己入仕新朝，是良禽择木而栖，于是在道德和心灵上，都获得了解脱。
这三类人，从政治态度、道德意识看，第一类最接近余阙，第三类离余阙最远，第二类处于中间。但作品的基调正好是反序：第一类自惭，第二类纠结，第三类堂皇。而读者的感受，却又不同，自惭者令人感动而起敬，纠结者令人同情而叹息，堂皇者只是堂皇其言，内心其实也很矛盾，他们的心理也是复杂微妙的。
余阙是一面镜子，三类人都在镜子里照见了自己。面对自己的形象，有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些可以在他们赞颂余阙的诗文中品读出来。
四
元明易代，新的政治环境赋予余阙以新的政治与文化意蕴。与元末肯定余阙个体的人格价值，批判社会，指斥朝廷相反，在入明的一部分文人笔下，余阙被异化为一个忠节符号，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是士人对朝廷、对他所属政权绝对的忠贞。消解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强化的是政治依附性价值。明朝尚未立国，吴元年（1367）朱元璋就为余阙立庙，敕曰：“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33]这道敕书，为明初赞颂余阙诗文定调。明初不少诗文，都聚焦于余阙死节的价值。如吴当《挽余忠宣公》：“纵然身活到今日，未必人生无死期。一片精忠元不改，男儿到此是男儿。”[34]殉难似乎是一个不应错过的机会。入明出仕的徐谊写道：“舒州老全节，全死胜全生。”[35]活着反倒没有意义了，生命的价值完全可以忽略。出仕明廷的韩守益云：“千年家世无华冑，一死声名重泰山。”[36]吴伯宗赞颂余阙：“生死固关伦纪重，简编千古令名垂。”[37]他们认为余阙死得其时，人生价值正因为殉节而得以实现。
从根本上说，明廷所表彰、祭祀的，明初文人所赞颂的，已经不是余阙这个具体的人，而抽象化一个殉节者。余阙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借以宣扬忠节、强化纲常的符号。如童冀《过安庆谒余忠宣公祠》所言：“余公东来植纲常，民心险固逾金汤。”“举室效节沉沧浪，声名日月齐辉光。新朝褒忠劝贞良，作庙秩祀严烝尝。”[38]宋濂《题余廷心篆书后》有云：“其忠义之气可以惧乱贼，清恶厉，天地因之以位，君臣籍之以定”[39]。韩守益也有诗云：“赖公大义扶名教，炯炯精灵不泯磨”[40]。
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怪异。余阙是元臣，他效忠元廷，但被朝廷无视。代元而起的明朝，则大力表彰他的忠节。在明廷看来，他效忠的是哪个王朝不重要，王朝的概念也抽象化了。元王朝与明王朝，都是王朝。作为臣子，就必须对他所属的王朝绝对忠诚。明王朝与前朝忠臣，错位匹配，也可构成一对“君义臣忠”的两美搭配。所以，一些仕明文人，在赞颂余阙的同时，总不忘颂扬明太祖朱元璋，颂扬明廷。“元网一解不可纽，天运将归大明主。……圣朝立庙显忠烈，千古流芳载青史。”[41]著名诗人林弼在游览安庆时作《安庆府》诗，其中写道：“封墓昭圣德，建祠励臣忠。百年等一死，千古留清风。”[42]他们赞颂明朝为余阙立庙，赞颂朝廷表彰余阙以推行教化、振励纲常。总之，朝廷是圣明的，皇帝是圣明的。余阙的价值，就在于以自己的死，为后代臣子树立了一个忠臣节士的典范，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典范。至于个体的存在与否，那是无所谓的。
还有人费尽心思挖掘朱元璋与余阙之间的关联。元明之际人所作余阙传记类文章6篇，分别为贾良《余忠宣公死节记》，宋濂《余左丞传》《元史·余阙传》，杨维桢《余阙传》，朱善《余廷心后传》，答禄与权《死节本末》，这几篇文章对余阙事迹的记叙大致相似，互有补充。但朱善《余廷心后传》有一则不见于其他文献的独特记载，记朱元璋传书赵普胜令其放行余阙买盐使者莫伦赤，并为其护行：
（至正十六年丙申）六月，莫伦赤市盐还龙湾，本朝（明朝）遣兵邀之。莫伦赤自称安庆使者，今上（朱元璋）闻之，曰：“余公元朝名臣，使当道皆若此人，天下岂有乱哉？”命诸军毋得侵掠，以礼宴劳而遣之，曰：“还告余公，善自为守。”且曰：“老赵在池州，素无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书与汝，至则以示其左右。”莫伦赤至池州，果为所扼。以书示之，赵省书曰：“但免汝一死耳，盐货不可得也。”悉为所掠，而莫伦赤遂得生还。[43]
莫伦赤为安庆判官，余阙遣其市盐浙东。这则材料是说朱元璋传书赵普胜，使莫伦赤在途经赵普胜所据地池州时，保全了性命，朱元璋还在与莫伦赤的交流中赞扬了余阙。朱善在传记最后还写道：“抑吾于莫伦赤一事，又有以见主上宽仁大度，能成人之美如是，其成混一六合之功也，宜哉！”[44]这篇传记作于1380年，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则材料的真伪，作者要说明的只是一点：在余阙生前，已经得到过圣明皇帝朱元璋的关爱与赞扬。
易代以后官私对余阙的纪念活动仍在继续。吴元年（1367），朱元璋在安庆为余阙建祠祭祀开始，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令余阙侄婿李宗可陪祀，正德元年（1506），在余阙出生之地庐州设置祠堂，嘉靖年间增祀与余阙共赴国难的二十余人。在余阙的出生地合肥与殉节地安庆，修筑了五贤祠、青阳书院、余阙墓、尽忠池、风节井、大观亭等。这些褒崇行为，都是为了宣扬忠节，强化君权，顺便颂扬明廷及皇帝圣明。正统年间举人王谏道：“功勋幸遇皇明表，大节从来矢不违。”[45]明孝宗时期的丁程云：“圣朝褒祀明如日，山水增光风烈殊。”[46]这些诗文中的余阙，是一个遥远且高大的偶像，这偶像散发着光芒，但其光芒来自于皇帝神圣之光的照耀。
结语
在元明之际，士人颂扬余阙。由于身份不同，人生经历各异，以及现实政治的影响，他们的诗文中展现出多维度多元化的寄托。他们或表达伤痛之感，或诉说心绪，或批判社会，余阙的形象逐渐从情感载体向忠节符号演化。元明之际士人复杂的心态也在其中体现。
余阙是色目人，族籍是西夏唐兀氏，他自署“西夏余阙”。在元代，色目人是一个重要的身份。但在赞颂他的诗文中，这一身份被忽略了，另一个身份却被突显——儒士。这说明，就余阙本身说，作为进士，他的儒士身份已经超越色目身份，成为其主要身份色彩。而他的殉节，与儒者节义观深刻相关，而无关乎色目身份，正如清人顾嗣立所揭示的：“爵禄豢养之恩，不如礼义渐摩之泽。”[47]就元代社会说，经过数十年的民族交融与文化融合，随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深入，文化一体性意识已经形成，华夷观念已经比较淡薄，君臣之义远重于华夷之辩，色目身份不再受到特别关注。
注释
[1] 吴去疾：《失题（孤军百战六年强）》，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 尧章：《失题（许国捐躯世所奇）》，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 张绅：《失题（丛林狐嗥楚氛起）》，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 成廷珪：《三月十五日陪乌本初同佥李希颜祭余廷心大参于断崖因赋是诗以约明年更祭云》，《居竹轩诗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313页。
[5] 郭奎：《过皖城吊青阳先生》，《望云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641页。
[6] 刘参谋：《舒州谣》，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27页。
[7] 郭奎：《过皖城吊青阳先生》，《望云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641页。
[8] 余镛：《挽余廷心》，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二，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176页。
[9] 汪叡：《七哀辞：余左丞》，程敏政辑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九，第1050页。
[10] 《元史》作“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宋濂：《元史》卷一百四十三《余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8页。）宋濂《余阙传》作：“妻耶卜氏，子得臣，女福章”，（宋濂：《余左丞传》，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25页。）明代张毅，字仲刚，作《夫人姓氏考》，考证余阙妻蒋氏，子德臣，女安安。（张毅辑《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一，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1] 李彦澄：《失题（四海方鼎沸）》，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2] 贾良：《余忠宣公死节记》，张楷修，安庆师范学院、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安庆府志》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55页。
[13] 吕谦：《挽余廷心》，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第950-951页。
[14] 朱善：《吊余忠宣文》，《朱一斋先生文集》文集前卷七，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朱维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5] 贾良：《余忠宣公死节记》，张楷修，安庆师范学院、安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安庆府志》卷二十六，第1256页。
[16] 余阙著，张霞云点校《青阳先生文集》卷五，《再上贺丞相书》，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17] 周霆震：《古金城谣（并序）》，《石初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8册，第466页。
[18] 杨维桢：《送王好问会试春官叙》，《铁崖先生集》卷一，杨维桢著，孙小力校笺《杨维桢全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922页。
[19] 管时敏：《过皖城吊余忠宣公》，《蚓竅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706页。
[20]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05-706页。
[21] 伯颜子中：《挽余廷心》，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22页。
[22] 吴皋：《书韩安庆大节堂》，《吾吾类稿》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11页。
[23] 周巽：《哀故左丞余公阙》，《性情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20页。
[24]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八，《云阳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59页。
[25] 李祁：《青阳先生文集序》，《云阳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651-652页。
[26]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丁鹤年集》提要，第1456页。
[27] 钱谦益编，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5页。
[28] 丁鹤年：《过安庆追悼余文贞公》，《丁鹤年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533页。
[29] 刘永之：《美余廷心元帅》，《刘仲修先生诗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30] 王伯贞：《失题（忠节可垂世）》，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1] 王沂：《安庆谒左丞余廷心祠》，《王征士诗》卷五，影印《宛委别藏》第10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32] 张绅：《失题（丛林狐嗥楚氛起）》，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3]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冬十月辛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85页。
[34] 吴当：《挽余忠宣公》，《学言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303页。
[35] 徐谊：《失题（舒州老全节）》，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6] 韩守益：《失题（元祚奄奄国步艰）》，张毅辑《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二，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37] 吴伯宗：《题忠臣庙》，《荣进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249页。
[38] 童冀：《过安庆谒余忠宣公祠》，《尚䌹斋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616页。
[39] 宋濂：《题余廷心篆书后》，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第870页。
[40] 韩守益：《失题（危城高峙大江坡）》，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1] 徐孟曾：《失题（四海汤汤鼎釜沸）》，张毅辑《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二，明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2] 林弼：《安庆府》，《林登州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7页。
[43] 朱善：《余廷心后传》，《朱一斋先生文集》文集前卷六，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朱维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4] 朱善：《余廷心后传》，《朱一斋先生文集》文集前卷六，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朱维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5] 王谏：《失题（及第才名著铁衣）》，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6] 丁程：《失题（元祚将颠赤手扶）》，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嘉靖十七年（1538）郑锡麒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7] 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泰不华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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